不是洪水把你给淹了，而是你自己跑到原来河水应该呆的那个地方，自找苦吃去了―――
■编者按：中国人治水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从大禹治水、李冰修建都江堰、王景治理黄河，到新中国轰轰烈烈的修建水库运动，但是今天的局面却依然是水常治，灾不止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，先人所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，是不是有可能被我们忽略了。
■时间：
■地点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
■演讲者：中国水利科学院周魁一教授
■演讲主题：中国千年治水的哲学观与现实意义
■演讲者小传
周魁一，1938年生，为中国第一个水利史专业的研究生，现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首席科学家。在水利史研究上，堪称大家。著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（水利）卷》、《中国治水方略的回顾与前瞻》等。在国内首次提出灾害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，呼吁节制人类自身活动以减少水患带来的灾害。
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治水的历史来反观当前治水的政策，寻求一个历史的借鉴。我所谈的，不是纯粹的灾害问题，而是从历史观和哲学观来探讨中国治水应该走怎样一条路。
■五百年来，全球降水没有明显增长，灾害却与日俱增
近半个世纪来，世界各国水灾和旱灾都在增长之中。图1是1994年在日本横滨世界减灾大会上秘书处提供的资料，做的是全世界的统计，从中可以看出水灾、旱灾是持续增长的。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也没有例外。“国家防总”提供的一些资料，就是从195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如果是1的话，那么，1991年到
在这期间，是不是降水有比较大的变化呢？
这是气象学界做的成果，最近500年的降水变化的一个曲线，它大概在一个均值上下来回摆动，没有显示增长态势。因此如果说近些年来灾害显著增长的话，你要怪降水急剧增长，这是怪不到它的。再者，为什么近几十年，我们的工程防洪能力增长很快，但是灾害却也在加快增长？这又是一个矛盾现象。这些矛盾现象说明什么呢？
中国的治水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在几千年历史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反观回去，能不能发现一些前人的见解，能对今天治水思想有一些启迪呢？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。
■工程治水是古代中国防洪减灾的主流方略
古代中国如何认识防洪和减灾？中国防洪事业上，主流的派别是两大派，一派主张用工程措施可以制止灾害的发生，也就是用工程来控制洪水；另一派则是在用工程治水之外，还强调要合理地规范国土开发的强度，来和洪水的发生相互协调，这就要人们适当地对洪水有一个避让，用这种办法来减少灾害的损失。两厢比较，工程治水的这一派是主流。
这是明朝万历年间黄河下游的工程布局。中间是黄河，黄河两边那个细一点的线，叫缕堤，靠近主河床；在外边跟河道平行的这两个粗一点的堤，叫遥堤，遥堤距离缕堤大约是两到三里地。在遥堤跟缕堤之间上下分布的一些粗杠杠，它叫格堤。这个格堤的用途是，如果哪段缕堤出险了，它不会让洪水横冲直撞，直捣遥堤。这些构成了一个堤防系统，这是当时的做法。
大家看到我们原始堵口的技术，当时用的是“埽枕”，几十上百人在后面滚动的这个叫埽，是用柳树枝、秫秸和土石做成的河工构件。然后将这个构件逐步地往前面推，构件一级级堆上来。堆上来以后，再往前进，这样一步步地把这“龙口”缩窄，用工程的办法来挡住决口的洪水，制止灾害的扩大，减少灾害的损失。
■与水争地，水必犯之
但是到了工程治水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往往就出现另一派，就是说完全靠制止水灾发生是非常困难的，那么，能不能想办法减少水灾损失呢？
两千年以前，西汉的贾让提出治水三策，这是公元前六年的事。贾让是西汉一个官员，贾让三策一共两千多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在正史当中用两千多字记载一篇治水的文章，这是绝无仅有的。他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，“古者立国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。……度水势所不及。”什么意思呢？说古代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，做区域规划的时候，必须要考虑到留给河流和湖泊足够的份额。居民区建在什么地方为好呢？“度水势所不及”，你估计水淹不到的那个区域，才是你“立国居民、疆理土地”的最好的处所。这样做的结果，“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迫。”这样，洪水不会再破你的堤防，不会造成很大的灾害。对这个主张，后代人有很不一样的评价。有人说，“古今治河，无出贾让三策”，就没有人超出贾让三策的；还有人说，“有言之甚可听，而行之必不能者，贾让三策也”，说他是空议论，实际没法照着去做，争议是非常大的。元代的水官提出来一个说法，就是禁止开发黄河滩地，“黄河涸露旧水泊淤地，多为势家所据，忽遇泛溢，水无所归，遂致为害。”就是黄河滩地都被那些有权势的人瓜分了，忽遇泛滥，水没地方走，于是把这些村庄冲毁了。“由此观之，非河犯人，人自犯之。”不是洪水把你给淹了，而是你自己跑到原来河水应该呆的那个地方，自找苦吃去了。这样一个意见也是有警醒作用的。
而今天黄河滩地有多少耕地呢？已经发展到大约370万亩，有150多万人在其中居住。所以这就给黄河防洪带来很大的困难，好在最近60年，黄河没有发大水，现在是平安，但是潜在的威胁是存在的。
再举一个海河的例子，是乾隆37年的一个上谕。其中提到“淀泊”，这是海河特有的一个临时滞洪的湖泊的名称，“淀泊利在宽深，其旁间有淤地，不过小水时偶然涸出，水至则当让之于水”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那么现在这些淀泊大都开垦了，“所占之地日益增，则蓄水之区日益减，每遇潦涨，水无所容，甚至漫溢为患，”这样一来，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很有限，而于河务危害重大，其利害大小，较然可见。然后他命令，“嗣后务须明切晓谕，毋许复行占垦，违者治罪。”这是乾隆的说法，可是人口急剧增长，需要增加的耕地哪里来？具体做起来会有很多的难处。
现在他所说的这个淀泊的围垦，就更加厉害了。1963年海河大水的时候，东淀是保卫天津关键的一招棋，是蓄水量比较大的。包括东淀在内的海河中游洼淀滞蓄了当年洪水总量的37%。而东淀现在却完全被开垦了，甚至输油的设备和向北京供气的天然气设施，都在这里。将来一旦海河有防洪需要，要启用东淀的话，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。
■洪水：既是天灾也是人祸
20世纪以来，人类的工程抗洪能力大幅度提高。在这个时候，滋生了一种新的认识，“让高山低头、河水让路”，“人定胜天”。这之后，水灾问题变得越发尖锐。历史经验表明什么呢？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作为外在的稳定的客观存在，认为它不会反抗我们。实际上并非如此，自然反馈回来的结果，就是灾害的持续增长。
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对灾害的认识吸收过来，提取它的精华，就会发现：灾害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，不是只用一个自然灾害所能概括的，它有自然属性，又有社会属性，这两种属性缺一不成其为灾害。再大的雨下到荒无人烟的沙漠，哪里有什么水灾？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我们进一步的防洪减灾，就要既注意到自然属性的方面，如控制洪水；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跟自然相协调，要合理规划我们国土开发的力度。如果双管齐下去做的话，我们的减灾会不会取得更明显的进步呢？我想应该是这样的。
不仅中国学者如此，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持有类似观点。美国更早于我们双重属性概念一些，从做法上提出来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，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，贯彻至1993年，美国发生了200年一遇的大洪水，损失约120亿至190亿美元。比起我们20至30年一遇大水动辄损失2000多亿元人民币，其间的差别恐怕主要在于社会化减灾力度上。之后，美国人总结的主要经验仍然是，把防洪减灾的工程管理与洪泛区保险制度进一步推进相结合，并且提出了什么是适当的工程防洪标准的问题，并不是说防洪标准越高越好，其中应考虑投入与效益比值合不合算。
最后归纳几点：一个就是说，我们防洪的目的，以往只注重控制引发水灾的自然因子―――洪水，而忽略了水灾的另一个致灾因子―――社会，是水灾没能减轻反而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。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把它加以调整，不仅要控制洪水，而且更要着眼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以减少灾害损失。其实战胜洪水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，减少灾害的损失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可见，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是不全面的。
另外，我的一个感受，现代人往往轻视古代人的简单。虽然古今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，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，现代与古代并无本质的区别，人类并没有强大到可以随意左右自然，达到人类能完全控制自然的另一个阶段。古人的简单，往往是剥离了很多复杂，这个复杂只是表面的复杂，不一定是最本质的问题。在剥离掉这些复杂以后，反而能把问题看得更透彻一些。所以对历史上这样一些记载，如果能把它合理的内核剥离出来，我想对我们现在会有启迪的。
■现场答问
问：您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做灾难双重属性，您能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？
答：大家知道，关于洪水灾害，以往都叫做自然灾害，也就是说这个灾害的发生，是由自然态的洪水所导致的。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控制洪水能力显著提高，水的灾害不仅没有减少，而且持续地在增长，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：到底这是为什么？这就启发我们，事实上灾害有两个属性，一个是自然属性，即灾害是由自然体的洪水导致的；另一个致灾因子就是过度的国土开发，叫社会属性，两个属性都是灾害的本质属性，缺一不成其为灾害。因此，要减少灾害，除了以往我们要控制的河道洪水之外，必须要针对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的开发，去做一些改进。
问：现在，在中国治水，常见的一个词，叫做防洪标准。学术界现在也有一些人对防洪标准提出了质疑，我们想听一下您的看法。
答：我本人就质疑这一点。防洪标准，实际上是河道制约洪水的标准。这个标准不能完全代表制约水灾发生的能力。防洪标准是说，这个河道里走多大的流量，它才是安全的，超过这个流量就可能漫堤。或者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水位以下，才是安全的，超过就可能造成灾害。但是现在的事实，例如淮河的情况，水库没有垮坝，大堤也没有决口，但是已经造成大面积的水灾了。什么原因？首先我们启用了八个行蓄洪区，八个行蓄洪区的人，可以躲避，当然庄稼全部都淹没了，这就是灾害。这个灾害所在的位置在哪里？是在本来洪水应该呆的地方，这就是元朝的那个水官所说的，“非河犯人，人自犯之”，不是河水把你淹了，本来是洪水应该住在这个地方，你跑到这儿来住了，于是就变成淹你了。
再一个，我们堤防防洪标准提高了，也就是堤防加高了，加厚了。我们堤防是我们防洪的主要武器，是正面的事物，但是像其他的正面事物一样，它也可能产生负面的效果。什么负面效果呢？你干流的堤防抬高了，支流的水要汇入到干流里来，那支流的堤防是不是也应该相应加高呢？一定是这样。那么平地里的水，怎么样汇到支流里去呢？支流都用堤防控制了，那么地表的水只有靠下渗，下渗来不及，则出现大面积的渍涝。所以河道的防洪标准无法完全衡量灾害。再者，你说我的防洪标准是多少年一遇的，可是情况也会有变化。就像长江的情况，1998年的洪水跟1954年的洪水比较，在同样一个流量下面，1998年的，在荆江各个水文站的水位，都比1954年高出一米到一米五，你说它的防洪标准是不是在变化？
问：那没有一定的防洪标准，是不是灾害会更加严重？
答：对，你说的是这个道理。防洪标准对河道里的洪水是适用的，但是用它完全代表减灾的成效，它代表不了。不能说能防几十年一遇的洪水，因此几十年间灾害就不会发生。对说明减少灾害损失的能力，这个防洪标准就有很大的局限了。
问：您说古人治水，通常会故意给出一个水道，但是在今天，城市发展非常迅猛，而且地皮都是非常的昂贵，划出这样的水道，是不是可行？是不是现实？怎么样来化解这个让出水道和经济发展需要用地的矛盾？
答：对，明朝人有一句话，叫做“去其害一并去其利”，利害相互关联，而且利害之间只是比较而言的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这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。我们的GDP要无限制地增长，我们要开发原来存水的土地，同时还希望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小，这个办法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在古代，这样做有它的困难；在现在，困难也很大，你比如荆江分洪区，那是保护荆江大堤安全的关键设施之一。即使长江三峡建成，分洪区仍旧不可或缺。然而1951年建成荆江分洪区的时候，里边只有17万人，到1998年的时候，已经达到51万人，如果启用荆江分洪区，必须撤出的人口是30万人。大家想一想，即使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30万人，要在一两天之内撤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何况拉家带口的老百姓！我们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吗？因此荆江分洪区要再启用的话，困难是很多的，怎么办？今年淮河运用的八个行蓄洪区的例子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办法。
问：对灾害双重属性的认识，它是一种进步，那么这种进步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答：首先它强调了人类社会跟洪水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它们是一体的，必须作为一个大系统或者一个统一体来考虑。分割开来，是有偏颇的。在这点上，现在世界各国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了，就是说采取工程措施来制约洪水；还要采取另外的一些措施，像美国的洪水保险政策，它已取得一些成效了。它怎么做呢？划定一个洪泛区，你要到洪泛区来建厂，你需要额外地拿一笔钱。这笔钱干什么呢？建水利工程来保护你呀。但是在中国应当如何开展？需要我们去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