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污染是一个系统工程。归根结底，应当是提高污染在发展决策上、法律上、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成本。

　　从上至下，在政府领导层面，应当改变只图发展不管环境、GDP第一的执政和政绩考核观念（而这一方面靠领导干部的自身的思想观念转变，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民主）；在法律和财税层面，需要推动相关立法，并加大对各个污染重头工业部门和企业的监督和违规惩治，同时在财税政策甚至法律上鼓励技术创新，替换落后的生产方式（这些短期内或许会增加“中国制造”的成本，削弱“中国制造”的国际竞争力，但是在民众的基本健康权利面前它们都应当被忽略，尤其是在民众温饱基本解决、投资消费比例失调、外汇储备畸形庞大的今天）；在民间层面，除了上面提到的推动政治民主进程，还需要进一步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习惯，培育和鼓励由科学知识武装、放眼长期持续发展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感并被赋予相应监督代表权的各类媒体、NGO和其他民间个人和组织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