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，我国淡水湖在世界上首屈一指，尤其是长江流域，更有众多的湖泊调节着长江水系的水情。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的人口的不断增长，人们开始在湖泊浅滩围湖垦殖，与水争地。
这一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不过那时只限于直接在荒州上播种。真正意义上的筑堤围垦，与水争地开始于唐宋，盛行于明清时期。尤其在太湖、洞庭湖和古代鉴湖区内，筑堤围垦发展到了相当规模。
鉴湖是古代与水争地致使湖泊消亡的最明显的例证。从东汉永和五年太守马臻筑塘围垦开始，到南宋时，随着围垦的加剧，最终导致了鉴湖的消亡。
以湖北为例。素有“千湖之省”之称的湖北“得水独厚”，但如今碧波万顷的湖泊已被麦浪翻滚的农田和高楼林立的城市取代，“千湖之省”的美名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而不复存在。
资料显示，江汉湖群分布在湖北省35个县市约4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，主要为河迹洼地湖，呈浅碟形。其次是岗边湖，呈锅底形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浅而平，客观上容易被围垦。根据历史记载，江汉湖群的开发利用始于晋朝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，围湖垦殖的速度不断加快，范围不断扩大，与水争地的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。因过度围湖垦殖，酿成严重水患，清乾隆皇帝不得不两次降诏严令禁止围湖垦殖。解放以后，江汉湖群遭到大面积的围垦，湖泊面积和数量明显减少。
据统计，在20世纪50年代，湖北省共有大小湖泊1066个，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；70年代后期，0.5平方公里以上的水面湖泊有609个；80年代仅剩下309个，300个湖泊消失了，湖泊数量下降了49%，湖泊面积由原来的4707.5平方公里下降到2656.6平方公里，湖泊面积减少了43%。洪湖、白鹭湖、长湖、三湖等四湖地区原有大中湖泊128个，总面积2680平方公里，现在只有38个湖泊，面积733平方公里。
省会城市武汉，是“百湖之市”的湖中城市，20世纪60年代，面积超百亩的湖泊有300多个，现在只剩下27个。这仅有的27个“濒危”湖泊也面临着填湖造房、建工厂以及经济开发区、房地产开发等的步步紧逼。1995年，汉口市区的5个湖泊就比1980年减少湖容量44.06%，东湖在20年里减少1094亩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优越的自然环境，丰富的国土资源，为发展湖北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。随着经济发展、城市化加速、人口猛增，湖北省走过了以破坏湖泊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。
1957～1962年，为了阻止江水倒灌，湖北省建设了大型治水工程，使江湖隔断，河湖分家，使得湖泊水位明显降低，大片浅湖草地长年涸露，为大面积围垦奠定了基础。1963～1970年，为解决排泄内积蓄水和引灌，湖北省大规模地开挖、整修河网渠道，兴建了一大批泵站涵闸，为进一步大量围垦湖泊创造了条件。1971～1976年，湖北省片面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将湖水强行抽走，开始了盲目的围湖造田。
围湖造田，彻底改变了江汉湖群，大湖变小湖，中等湖泊消失，小型湖泊基本消失殆尽。东西湖、沉湖、白鹭湖、三湖等大型湖泊纷纷消失，被一个个国营农场所替代。
洪湖地区由于围垦，鸟类栖息地面积紧缩，鸟类数量大幅下降。短嘴天鹅、赤嘴潜鸭、白头硬尾鸭、灰鹤4个20世纪60年代的罕见物种，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中均未发现；天鹅、白鹳、鸬鹚、鸳鸯、中华秋沙鸭、普通秋沙鸭等60～80年代的少见物种，在90年代的调查中则没有见到；鸿雁、豆雁等雁属鸟类数量亦急剧下降，由60年代的丰富物种变为90年代的少见物种。从1959～1978年，洪湖约有70种鱼绝迹。洪湖水禽获取量50年代为年均66万公斤，70年代年均只有26万公斤。东湖浮游动物则从203种减少到171种，底栖动物从113种减少到26种。
湖泊减少，使得调蓄洪水能力骤降。据省水利厅介绍，建国初期，全省湖泊有效调蓄容积115.4亿立方米，可调蓄省内地表径流量的12.2%。20世纪80年代，全省湖泊有效调蓄容积为30.7亿立方米，为建国初期的26.6%。湖泊调蓄能力的不断下降是造成湖北省的洪水灾害频率越来越高、灾情越来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据资料记载，在1853～1949年间，湖北省洪水发生频率为每5年1次，而在1983～1998年期间，则高达每1.6年1次。
围湖造田同时也影响了局部地区的气候。据专家介绍，围湖过度，水面锐减，洼地显露，地面粗糙度增加，冷季阻滞冷空气，暖季增温加剧，与周围大江、大湖高水面上较冷空气温差加大，极易引起对流不稳定天气，易诱发和加剧局部地区灾害性天气。据有关科研机构对武昌东湖的水体效应测算，全湖面1米厚的水层温度升高或降低1℃，需吸收热或散发的热量足以使湖区上空厚达100米的空气团温度下降或上升1℃，风速、湿度也均比湖区外高。
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历史上湖北就是“鱼米之乡”。然而，一次次的围垦，使湖北的湖泊数量下降了49%，湖泊面积减少了43%，平原“明珠”的消逝，致使这一地区水生生物资源锐减，蓄洪能力下降，局部气候改变，1998年的那场洪水更是自然界敲响的警钟。假如这场生态危机继续因我们的忽视而蔓延，那一片片耕地还能否支撑起“鱼米之乡”的盛誉吗？长江流域残存的湖洼，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后一滴眼泪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