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为苏东坡的伟大人格魅力所折服。”这是在许多的苏轼研究的评论文章中共同发出的喟叹。实际上，对苏轼的研究，常常为“文如其人”所左右，连一代大作家、大学问家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崇拜的也是苏轼的人格魅力，他写道：“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诗人……”（《苏东坡传》）。

    细化分析，多有真知灼见

    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王启鹏的《苏轼文艺美论》一书也是从苏轼的人格魅力入手的，全书分成“苏轼文艺创作轶闻”、“文艺创作形式”、“文艺美学论点”三大部分。在“轶闻”中，集中了闪射苏轼人格魅力的20个文艺创作过程中的鲜活故事，这使读者有了看点。但王启鹏没有迷失在苏轼的人格魅力中，他冷静地对苏轼的诗词、散文、文论、美学思想、史论、哲学思想、政治理想等进行了细化的分析，多有审视的真知灼见。他对苏轼在词的创作中活用典故的分析是比较到位的。他认为，苏轼词里有以典代叙事的、有以典代议论的、有以典代抒情的、有以典代状物的。通过巧妙的运用典故，苏轼使自己的词更加凝练沉雄，成为词创作的豪放派的领袖。王启鹏例举《念奴娇？赤壁怀古》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，用了《蜀志》典和活用了李白《赤壁歌》，只有13个字，就写活了赤壁之战中的英雄，也使苏轼自己论世之英雄的吞吐天地的气概跃然纸上。

    求是求实，指出苏轼不足

    王启鹏认为，苏轼是一位大学问家，“知识渊博，化用典故，他随手拈来就是了。不过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，过多地用典故，不够通俗，势必会影响其传播的广度。”他指出，“凡有水井处即能歌柳词”，苏轼词除代表作外其他作品不能像柳永词那样广为流传，用典故过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这种说法值得商榷，但王启鹏的这种勇气值得赞赏。他没有一味地溢美苏轼，而是以学者求是求实的态度发现了苏轼在美学上的不足。可惜的是，整本书里只有几点峥嵘之处，大部分的文字是处在分析和叙述的状况中，这就多少地影响了《苏轼文艺美论》的“论”的深度。
    在《苏轼文艺美论》写到苏轼的画论和他的书画创作的美学思想时，文字处在教科书的状态，更多的是启蒙的作用。所幸的是，王启鹏在“苏轼文艺美学的精髓：水”一节里，从水文化、哲学、文学和苏轼的创作风格上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尽管论述得不够完备，但是形成了一家之言，为我国苏轼研究增加了新的成果。